垃圾房生活垃圾分類為何難以貫徹？

5月13日，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員會官網消息，北京開出了生活垃圾分類執法處罰第一單：豐臺區物美超市大成路店存在生活垃圾混投混放問題，被立案調查并罰款9000元。5月1日，新修訂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在北京全面實施。

關于垃圾分類，上一次大范圍的公眾討論集中于上海市垃圾分類的推進與實施。隨著去年7月1日起《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的實施，我們正式進入了垃圾分類的“強制時代”。強制垃圾分類的新政的推進過程也遭遇了一些阻力，其中有一種聲音在互聯網上頗有市場：垃圾分類讓自己的生活變得“更不方便了”。在上海推行垃圾分類新政時，網上就曾流傳一個有關如何處理沒喝完的珍珠奶茶的段子，不少人據此調侃，按照垃圾分類復雜的標準，不敢再喝珍珠奶茶。

在當今社會，垃圾似乎并不是一個值得我們“認真對待”的東西，提起它，我們似乎只會聯想到骯臟、臭氣熏天等字眼，我們希望它們盡可能不要出現在我們日常生活的視野之中。但實際上，我們必須重新思考與想象自身與“垃圾”的關系。那些平時隱身在暗處的拾荒者，他們的真實面目如何，又承受著怎樣的污名化？動員公眾參與垃圾治理的關鍵在哪里？人文學科能夠為垃圾處理貢獻怎樣的思考與啟發？這些問題，在最近出版的新書《廢品生活》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解答，我們也借著新書出版的契機，專訪了本書作者之一張劼穎，與她聊了聊當代人與“垃圾”的關系。

實際上，人類與垃圾曾經有過相當長的一段密切相處的歷史?？ㄌ亓?middot;德·西爾吉在《人類與垃圾的歷史》一書中介紹，在中世紀，人類曾經用施肥、掩埋、飼養動物等形式讓大自然承擔銷毀生活廢料的主要任務。而隨著城市化的發展，垃圾逐漸不再能被自然消納，在長達一千多年的時間里，我們的先輩都是和垃圾朝夕相處，生活在垃圾蔓延的城市中，直至十九世紀，專職城市衛生人員的出現和巴黎行政長官普拜勒出臺新的處理垃圾方案，垃圾才逐漸從人們的視野中消失，慢慢被一整套越來越發達的城市排泄系統所消化。而隨著這些包括回收在內的各類系統的完善，垃圾也有了再利用的價值，與我們的生活也發生了更加密切的關聯。

可以說，正是這套逐步建立的現代城市垃圾管理系統，讓我們的城市保持整潔，同時讓垃圾逐步從我們的生活中隱退，成為不值得我們關注的邊緣物。而在這個系統中，除了政府的正式處理體系，還有一個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垃圾的非正式回收領域。這個領域承擔了更多最初的垃圾分揀工作，而拾荒和廢品回收者，就是位于這個產業鏈底層的龐大人群。雖然他們的工作對于城市垃圾管理系統的運轉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然而，和他們每天打交道的垃圾一樣，這個人群不僅大多聚居在城市的邊緣，常常也被人們忽略，甚至長期以來都背負著歧視與污名。

垃圾以及與垃圾打交道的拾荒者的真實面目具體是怎樣的？2007年，還是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研究生的張劼穎和幾位同學組成調查小組，走進了北京城鄉接合部的冷水村——一個拾荒者和收廢品人的聚居地，試著去接觸真實的垃圾與拾荒者的世界。2008年底，她開始與另一名研究者胡嘉明合作跟蹤調研，直至2011年?；谶@個調查，張劼穎完成了在北京大學的碩士論文，并進入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攻讀博士，胡嘉明則前往香港中文大學任教。兩人于2012和2013年重返冷水村回訪調查，將多年的調查成果寫成《廢品生活：垃圾場的經濟、社群與空間》一書，今年1月，該書的簡體中文版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正式出版。

《廢品生活：垃圾場的經濟、社群與空間》胡嘉明、張劼穎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20年1月（點擊書封可購買）

書中，兩位研究者通過10個真實的故事，呈現了拾荒者們真實生活的豐富圖景。通過書中的描述，這個為我們所忽視的、“面目模糊”的群體的形象漸漸變得清晰：他們的生活有著常人難以想象的辛酸，常年居住在城市的邊陲，很少進城消費，忍受著四周惡臭的空氣，起早貪黑地在垃圾中翻撿，常常被混雜在各類廢棄物中的尖銳物劃傷；他們也“身懷絕技”，能夠在“一團亂麻”的垃圾中分類出所有有利用價值的物品，小到一個罐頭瓶，金屬瓶蓋會被擰下來單獨存放，玻璃會被打碎裝進另一個大口袋，諸如水泥袋、蛇皮口袋等都會分門別類捆扎。他們有著深藏內心的自尊與苦衷：因為普遍存在的污名與歧視，不愿意讓自己的孩子碰垃圾，希望下一代不要和自己從事一樣的工作；他們也有著和每個普通的中國人一樣的小確幸：許多人通過自己的勤勞積累了可觀的財富，在老家添置了漂亮的新房。

在呈現真實的故事之上，作為一份人類學的學術研究，《廢品生活》也觸及了許多重要的社會議題，這些議題也成為了兩位研究者日后許多研究的起點。張劼穎如今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一名研究員，《廢品生活》之后，她從拾荒者群體研究出發，繼續關注著與垃圾治理有關的宏觀議題，并積極地介入到相關知識的科普工作中，曾在“一席”等公眾平臺進行演講。近日，張劼穎接受了新京報書評周刊的采訪，圍繞《廢品生活》，分享了她對與垃圾相關的許多學術與公共議題的看法。

采訪中，張劼穎認為，垃圾問題是一個結構化的問題。在現代化的浪潮下，與消費文化相勾連的“丟棄文化”深刻影響著垃圾在我們生活中的位置，使得垃圾和與它打交道的拾荒者、清潔工人等都處于一種被邊緣化、被歧視的境遇中，也直接影響了許多垃圾治理政策的實施。她認為，我們應該通過人文社科的研究、紀錄片、媒體報道等形式，呈現垃圾完整的“生命圖景”，讓公眾形成對垃圾更為完整的認知，“重新想象我們和垃圾的關系”，讓公眾更自覺地加入到社會的垃圾治理中來。

1

拾荒者具有不可替代性：

新冠疫情不會使其消亡

新京報：你為什么想要研究垃圾和拾荒者？

張劼穎：我在最新的簡體中文版出來的時候寫過一個新的序言，里面提到，垃圾雖然看似不起眼，但它已經成了人類社會中十分顯著的問題，比如許多城市都面臨著“垃圾圍城”的局面。與垃圾有關的問題很重要，但因為大多數普通人只是把注意力放在手頭使用的東西上，當這些東西被用完丟掉后，我們大多就不再關心它們之后會引發的問題。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與鼓勵消費的文化相關，我們對當下的消費熱情會高于對消費完之后廢品的關注?？蓪τ谝粋€社會學學者來說，我們會有一種敏感，就是發現許多“常識之外”的問題。這種學科訓練出來的好奇讓我去追問：這些垃圾被丟棄之后去了哪里？和垃圾打交道的人是如何工作的？他們生活的境遇又是怎樣的？

新京報：拾荒者作為你這本書中研究和描繪的一個重要群體，他們總體上有著怎樣的特征？

張劼穎：拾荒者們大多是城鄉移民，可以說是一種“非正式經濟”門類中的勞動者，具有某種自雇性質，工作具有高度靈活性，但同時也無法享受任何體制化的福利保障。他們的生存狀況和整個城市的政策、治理狀況息息相關，比如像北京在城市功能轉型的過程中，關停了一些回收市場，可能導致這個群體的萎縮；又比如說當垃圾分類這樣的政策出臺，更多的正式回收公司進駐城市的時候，也可能會對他們的生存空間產生擠壓。

新京報：此次新冠疫情暴發之后，出于疫情防控的需要，許多地方出臺了限制甚至禁止拾荒行為的文件。也有很多人議論，此次疫情是否可能成為拾荒者快速減少的一個轉折點。你覺得新冠疫情對這個群體有哪些影響？在未來，這個處于高度不穩定狀態之中的群體可能徹底消亡嗎？

張劼穎：由于我們對疫情的防控首先是控制空間上的“流動”，那么作為一個高度流動的群體，拾荒者肯定是要受到極大的限制的。但我不認為這個群體以后會快速減少直至消失掉，從客觀上看，他們執行著某種不可替代的社會功能。我們的研究就發現，最原生的垃圾都是相當零碎混亂的，他們通過判斷、分揀、處理、積累，積少成多，垃圾才能成為下游企業的原材料。這些做法非常細微又高度靈活，包含大量的勞動。這是正規的回收工廠暫時無法實現的。同時，從歷史上看，這個群體具有高度的靈活性，在面對一個不利的政策時候，他們很可能暫時離開這個行業，但是等到有了合適的時機，還會繼續回來從事這個行業。

《人類與垃圾的歷史》卡特琳·德·西爾吉著，百花文藝出版社 2005年5月（點擊書封可購買）

2

高風險與不穩定：

“非正式經濟”勞動者虛幻的“自由”

新京報：在書中你引用了學者黃宗智的“非正式經濟”概念，認為拾荒者是比較典型的“非正式經濟”領域的勞動者，這些勞動者有著怎樣的特點？

張劼穎：最明顯的特點當然是他們并未處在一個正式的雇傭關系中。那么他們為什么愿意選擇這樣看上去很不穩定的工作呢？他們覺得每天掙的錢就全歸自己，自己可以直接拿到手上。這跟建筑工等職業有很大不同。我們知道以前發生過很多起農民工欠薪的事件，但是拾荒本身，似乎就不存在欠薪的問題。對于這些在就業市場上相對弱勢的群體，選擇從事這樣一種工作，也是一種自我保護的選擇。

這種非正式就業對拾荒者們的吸引力可能還在于，他們的生活安排可以相對自由。如果是在正式的工廠里工作，他們可能會住在集體宿舍，大概率需要和家人分離，但是從事拾荒的工作，往往他們可以一家人一起做，盡可能地留在家人身邊，孩子也不必變成留守兒童，我書里也提到很多拾荒者都是把孩子帶在身邊。最后一個特點就是高度的靈活性，這不僅體現在之前講到的空間上的靈活性，還有時間上的靈活性，他們可以選擇隨時進入和退出這個行業?？赡苁袌鲂星楹玫臅r候，夫妻兩個人一起來拾荒，行情不好的時候一個人從事拾荒，另一個人去干別的工作。

新京報：我注意到，你提到的這種拾荒行業的“靈活性”，其實也出現在書中訪談到的許多拾荒者口中，他們很多人覺得選擇這份職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自由”。但是我也觀察到你在書中也表現出對這種“自由”的疑慮，我們該怎么理解拾荒者口中的這種“自由”？

張劼穎：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這本書脫胎于我的碩士論文，當時研究的大主題其實就是“自由是什么”。其實當我呈現出拾荒者們對他們從事的行業“很自由”的評價時，確實擔心過這是不是在過度美化這個其實非常艱辛的行業。表面上看，他們的工作是非常自由，但這種自由其實是非常“消極”的。首先他們幾乎沒有任何積極的基本權利，比如在大城市的留居權，他們很容易隨著城市治理的變化而被驅趕。其次是他們看似有著工作上的高度靈活性，但這也意味著他們能否支撐起一家人的生計幾乎完全依靠自己，所以他們的工作強度非常大，一旦風險來臨，常常處于朝不保夕的擔憂中。

這個群體也承擔著非常嚴重的社會污名，城市居民對他們存在普遍歧視，其實讓他們常常感覺到壓力。這也是為什么我在研究的最一開始非常難以接近他們，他們會把自己封閉起來，對我們這些外來人保持高度的警惕，他們害怕我是記者會曝光他們，然后他們就得被迫離開。許多的拾荒者們來了北京十幾二十年，北京城內幾乎哪都沒有去過，只是躲在他們聚居的城鄉接合部。從這個角度來看，他們的“空間自由”也是非常虛幻的。

新京報：拾荒者們長期處在這種高度的生活風險和不確定性中，當下有沒有什么比較好的措施能夠為他們提供更好的保障，以改善他們的生活現狀？

張劼穎：這要取決于不同城市和不同的社區的具體情況。不過總體上，最重要的一點是要讓社會各界正確地認識這個群體，肯認他們在整個垃圾分類體制中的貢獻。只有有了這個觀念的轉變，才能更主動地讓他們加入到整個社會的垃圾治理體系當中。

3

消費主義驅動下的“丟棄文化”：

垃圾與拾荒者的污名化

新京報：這其實也說明，目前社會中廣泛存在一種對拾荒者的污名。你在書中也提到，廢品回收，在歷史上曾經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民國時期，這是每一個家庭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主動搜集廢品甚至曾被看作是為國家工業做貢獻的光榮的象征。那么當前的這種對拾荒者的污名，除了一些客觀的因素之外，有沒有什么別的原因？

張劼穎：我覺得這種污名有幾個層次。首先是一種基于城鄉二元劃分所建立起來的污名，這其實也出現在對農民工的歧視和污名中。因為這個群體是“打工者”，是城市的“外來者”，是“流動”的，所以往往被視作具有一定的陌生性和危險性。其次就是在消費文化的大環境下，我們被培養出一種根深蒂固的“喜新厭舊”。我們越來越追求生活的精致、整潔、光鮮亮麗，越來越難以忍受廢棄的、不整潔的東西。我最近做的一個有關清潔工人的研究就發現，在一個高檔寫字樓里，清潔工人經常會因為沒有及時地清掃垃圾遭到投訴，但是當他們把垃圾轉運出樓，乘坐電梯的時候，又會有許多人希望避開他們。我們似乎希望垃圾是不存在我們的視野中的，清理垃圾的人也因此是被我們排除在“正常的生活”之外的。但是就像《撿垃圾的人類學家》這本書當中所述，“如果你很幸運，可以一輩子不需要呼叫警察，可以一輩子不呼叫消防員，但你每一天都需要環衛工”。清潔工人也背負著污名，但是對于維系整個城市的衛生運轉其實有著非常重要的貢獻。

《撿垃圾的人類學家：紐約清潔工紀實》羅賓·內葛著，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8年9月（點擊書封可購買）

新京報：所以是不是可以說，當下盛行的消費主義文化助長了這種對拾荒者的污名，也影響了我們對垃圾的看法？在這種污名化嚴重的情況下，我們有哪些幫助拾荒者去污名化的辦法？

張劼穎：我個人一直認為，有關垃圾和環保的問題是一個社會結構的問題，個人的行為是嵌入在一個經濟系統中的。當我們在談到現代社會的垃圾問題時，很多時候都有種把結構問題個人化的傾向。我承認消費者是有能動性的，我們每個人都需要努力提高自己的環保意識。但是即使我們每個人都做到環保，如果整個社會的產業是鼓勵丟棄的，那么我們生活中的廢品和垃圾生產的速度一定還是會越來越快的。為了刺激購買，前端的制造商會生產一些包裝復雜、不耐用的商品。很多時候普通消費者沒有選擇，比如手機生產都預設了它一定會快速地更新換代，鼓勵甚至是脅迫著消費者不斷跟隨潮流。如果不頻繁更換，很多功能可能就沒法用。

美國學者Susan Strasser曾經在《廢物與需要：垃圾的社會歷史》中提出一個觀點，就是我們目前習以為常的“垃圾”其實是一個相當晚近的范疇。在很久以前的農業社會，廢舊物品都會被盡可能地再造和利用，曾經對舊物的改造和再利用的技能是一種家庭必備的技能。而當伴隨著現代性而來的越來越高漲的消費文化，開始鼓勵“新的就是更好的”。我們看待物品的態度就迥然不同了。加上，我們越來越追求一切都“越方便越好”。衛生觀念也發生改變，越來越喜歡即用即棄，也就是一次性的產品。還有，默認了所有東西都有塑料包裝物，不然就覺得是不潔凈的、不方便的。我們對包裝越來越重視甚至是迷戀，習慣買櫝還珠。

在這種消費主義驅動下的“丟棄文化”中，我們似乎與垃圾形成了一種固定的關系，它們可能就被我們看作是完全無用的，需要趕緊從生活里清除出去的。其實我們對垃圾的偏見、對拾荒者的污名，很大程度上都與這種我們與垃圾形成的關系有關。而我們做的這些研究，恰恰是希望呈現出垃圾的整個生命圖景，讓大家看到垃圾從哪里來，在被我們丟棄之后去了哪里，它如何參與到整個社會商品生產的循環之中。我們會發現，許多我們正在使用的東西可能就是廢品再造的產物。依托這個完整的垃圾生命圖景，我們可以在消費文化所推崇的過分光鮮、不斷更新換代之外，重新想象我們和物品、和垃圾之間的關系。提供這種圖景，幫助公眾全面地認識垃圾和拾荒勞動者，也是我們社會科學研究者可以為公眾做的事情。

4

動員公眾參與垃圾治理的關鍵

在于重新認識我們與垃圾的關系

新京報：北京在5月1日剛剛推行了垃圾分類的新政。從去年開始，全國許多城市都開始了垃圾分類新政的試點。在這些垃圾分類的推行過程中，存在不少質疑和抵制的聲音。作為一個從事垃圾研究的社會學者，你如何理解民眾的這種對垃圾分類的抵制？

張劼穎：民眾抵制垃圾分類最直觀的原因肯定是它讓我們的生活更“不方便”了。而且有一點很關鍵——這件事并不是完全發生在公共空間中，有時候是一種家事。另外一個比較重要的原因是，對于很多人來說，這個垃圾分類的系統似乎并沒有給他們足夠的“信心”。在我這么多年對垃圾研究的各種走訪調研中，很多地方的人都跟我說這樣一句話：“我們分好的垃圾，很多也被清潔工混起來了”?？梢娒癖妼?ldquo;垃圾分類能有多大用”這件事的感知是比較弱的。所以有一個真正有效運行的垃圾分類系統，包括能讓民眾切實地看到這種成效、誠意，都非常關鍵。

除此之外，配合垃圾分類所進行的環境宣傳和教育也是一個問題。我們當下的環保宣傳其實有許多需要改進的地方，就像我之前提到的，現在的環保宣傳更多都只是在強調個人的責任，而且喊空洞的口號比較多。好的環保宣傳應該能夠喚起個人切身的體驗，給他們提供足夠的信息，讓他們產生新的認知，從而促進他們真實的行動。而這就需要讓大家看到，自己和這件事真實的關聯是什么？這也再一次印證了為什么呈現垃圾生產和處理的整個圖景非常重要。其實不光是學者，很多紀錄片的導演也做了很多貢獻，比如王久良拍攝的《垃圾圍城》等。

王久良紀錄片《垃圾圍城》。

新京報：你提到的其實也是一個如何有效地傳播環保觀念的問題。不論是培養公眾對垃圾的新的認知，抑或是政策推行的時候讓公眾充分地被動員起來，都不只是一個技術性的問題，人文社科學者在其中其實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張劼穎：是的，其實我們的社會非常需要更多類似的研究。在這個研究之后，其實我也在努力地把這個垃圾背后的圖景補全。我后來有去聯系一些專業的環保組織，看看垃圾涉及了哪些正式的政府部門，比如我去看正式的垃圾處理設施，這種處理方式和拾荒者有哪些不同。又比如我去考察了垃圾焚燒的技術爭議以及民眾對此的反應等。作為人文社科學者，從事研究并不是為了給公眾提供某種高高在上的宣教，而是盡可能地通過實地調研，呈現這些議題中內含的復雜性。

同時很重要的一點是，在人文社科研究中，研究者自己其實往往不處于研究對象之外。比如我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就有無數和垃圾打交道的時候，很慚愧地說，我也不是一個非常嚴格的進行垃圾分類的人，有時也會因為麻煩而怠惰。但是正是這種普通人的經驗和“常識”，能讓我更好地去理解我研究的問題。同時，社會學的思維會讓我把這種個體的經驗和結構性的問題相連接，并運用理論去解釋這種經驗。我們需要有“常識”，但也要通過“常識”，揭示那些常識之外的問題，去激發讀者們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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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廢品生活》：

人類學研究應該把握客觀性和批判性的平衡

新京報：你在這里提到了一些對研究過程的反思，在書中同樣也提到，你們的研究并不想天然地站在一個把收廢品人當作絕對受歧視的群體的角度，不想使用一種“尋找最大受害者”的敘述，因為這種敘述只會抬高研究者的道德位置，而無助于理解社會問題的復雜性。在從事人類學研究的過程中，尤其是研究對象是弱勢群體時，研究者應該持有怎樣的立場？

張劼穎：從事人類學的研究一定會帶有一些個人主觀的立場和道德上的偏向，因為我們是親身參與到一個社群中去，去和活生生的人打交道，我們會和不同的人形成不一樣的關系。比如有時候我們可能會去研究移民、少數族裔這一類可能相對弱勢的群體，你可能會帶著一個充滿同情的心態開始研究，但也有一些研究者會去研究政商精英，這個時候可能對方顯得擁有更高位的話語權，作為研究者心態可能又會不同。但是在認識到我們每個研究者在進入這個研究的時候都攜帶了一定的情感和道德上的偏向之后，我們又要盡可能地放下這些偏向，去努力呈現我們研究的這個群體生活的復雜性。如果在拾荒者群體身上投射過多的同情，其實也是一種將他們客體化的做法，而沒有尊重他們自身的主體性。

在這種盡可能“平視”的視角下，我會發現更多的細節。比如拾荒看似是一件不起眼的工作，但是非常需要技術含量，里面有很多門道和學問。同時，他們的喜怒哀樂，其實和我們每個普通的中國人的喜怒哀樂并沒有太大的不同。

但另一方面，我始終認為人類學這類社會科學應該具有一種反思性和批判性。我們當然不應該先入為主地以一個尋找“最大受害者”的視角去走進他們的世界，但我們更不能對他們實際遭遇的切實的不公平對待視而不見。對于他們承受的不平等的政治經濟關系、他們遭受的污名，我們有義務去揭示。所以，通過“平視”的視角呈現不同人群生活的復雜性，和對弱勢群體遭遇的不平等保有敏感性同樣重要。其實，正是“平視”的視角，讓我們更有可能發現不公正實際運作的機制。有價值的研究應該取得這兩者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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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會科學的介入

可以讓技術的演進更環保

新京報：目前我們社會的信息化程度在不斷提高，我們對電子產品的使用也越來越多，這也相應催生了許多的“電子垃圾”。多年前，曾經就有媒體報道過廣東貴嶼鎮的電子垃圾場。在我們和線上的虛擬世界打交道的時間越來越多的當下，相對于其他的垃圾，電子垃圾的存在可能更為我們所忽視，但它們對環境的威脅卻十分巨大。電子垃圾是否催生了一些新的問題？拾荒者們對電子垃圾的處理有什么不同嗎？

張劼穎：這個問題最近幾年已經獲得了很多國際學者的關注。電子垃圾對環境的危害非常大，拾荒者們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對垃圾的拆卸，電子垃圾往往包含復雜的元器件，拆分的難度很高，同時里面包含有非常多的有毒物質，也會對分揀者的健康產生更大的威脅。

數字文化對于電子垃圾的影響可能還需要觀望。我覺得有可能虛擬化和數字化的進程會使得物質形態的垃圾減少，但也有可能會使得垃圾有增加。因為我們需要把“軟件”和“硬件”聯系在一起考慮。以電腦為例，軟件的更新迭代看似在虛擬世界中發生，但卻直接決定了我們必須不斷更新硬件去匹配軟件，這個過程生產的電子垃圾數量可能是非常驚人的。

這個問題其實也啟發我們思考：軟件系統的升級是不是一定要追求越來越“大”，以及需要越來越高能耗、大體量的硬件配置。比如Linux這類開源系統，不同于微軟這種封閉的系統——公司封裝一個系統然后不斷推出新產品——而是每個人都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進行修改，是不是可以一定程度上減緩這種硬件迭代的過程?？傊陔娮永膯栴}上，我們需要同時考量物質世界和虛擬世界。這其實也是我一直關注的一個大的問題，技術本身是具有許多社會的效應的，比如環境效應，我覺得人類學家也可以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讓技術演進的路線是一條更加環保的路線。